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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旧时有一县份叫杭县，别称钱唐（塘），是我国最早设置的县份之一，辖境无数次地划过来划过去，跟杭州的纠葛也是没完没了。１９４９年５月3日，杭县解放，1958年4月，建制撤销，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才算划上了句号。

杭县历来有三个稳定的辖镇：临平、塘栖、三墩，个个靠近杭州，尤以三墩镇为甚。

因此，早在1996年5月就被划归西湖区，一条古墩路，便将其跟城西“无缝对接”，比余杭县（市）划归杭州市区，整整提前了5年。

         一

解放初，杭县只有一所公立初级中学，却不放在县城临平镇而设在三墩镇，大概也是凭着它紧靠杭州的地理优势，校长由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任，规格蛮高。我姐和我要读初中，别无选择，没法计较辗转的路程。但我有校友我姐带着，父母亲也就放手让我“少小离家”。于是，暑假过后，我便跟随我姐出外求学去了，那时我13岁。

铺盖行李由我姐揽着，在塘栖镇码头登上小火轮，“突、突、突”地途经几个乡镇码头，看累了一路风景，才抵达杭州的卖鱼桥码头。上岸后，我姐说：“还要走一段路哦”，一走走到祥符桥，累得我蹲在地上直喘气。我姐叫来一只农家小船，在船上放好铺盖行李，船家等我俩坐稳妥之后，才“划、划”地使出运桨功夫。进入三墩镇的河道，在一座石拱桥边的河埠头靠岸，水陆全程少说也要三个钟头。

那时的三墩，还是个僻静的小集镇，一条小河从镇中穿过，绕全镇一圈，估计不会超过一小时。街面窄小，住家多于商铺，也不是江南古镇常见的那种廊檐街。虽有熙熙攘攘的早市，市面上也不乏交易，但落市之后，街上又复归平静。有的商铺只卸下大半排门，柜台后面往往坐着一个妇人，手里抱着、哄着一个小人，或者专注于一堆针线活，卖些日常用品、烟酒或小五金之类，门可罗雀。              

我跟我姐弃船登岸，扛着、拎着铺盖行李，跨过那座石拱桥，穿过一条长长窄窄的小弄，便见一幢独立的二层旧楼房，周边也不见有什么更多的房子。我姐指着它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男生宿舍。”

   二

我望着这座旧民宅，估摸着，这里以前可能住着一户大户人家，后来衰败了，房子也给政府收了。不见两扇本该有的厚实大门，只剩下一个旧青石门框。踏上石阶，跨过高高的门槛，里面是一个大院场，院场里有一口小池塘，池塘四面砌着砖石，池水发绿，有无数孑孓在水面轻轻地跳动。忽见一同学，手持一根从破洋伞上拆下的骨子，一头磨得雪亮，弯成一只钩子，钩子上穿一条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蚯蚓，露在外面的一段还在不断地上下搅动。他“蹭、蹭、蹭”地从池塘正中的石阶往下走，在临水的一级蹲下，将那根穿了蚯蚓的硬铁丝，慢慢地往水下的一个小洞里塞，没等多久，猛地一拉，大喊一声：“来嘞！”居然硬是从小洞里拉出一条尾巴乱卷的金黄色大鳝鱼！我惊诧不已，不想刚出家门就长了见识。

从院场再踏进一门，才是一大间一大间的寝室，一律上下铺。我好不容易在楼下的铺位间找到自己的名字，居然贴在了上铺的木档上，挺高的铺位没有护栏！便暗自叫苦：万一夜里睡沉了，一个翻身翻到了地下，怎得了？墙上有一纸提示：“上铺同学睡觉小心！”心里更加发毛。

刚入住的那几天，就寝铃声响过之后，不需待多久，感觉整幢楼房就像是进入沉沉的夜海之中，没一丝声响，走廊上、屋子里彻夜亮着一只只幽幽的灯。我在上铺提心吊胆地躺着，身子尽量地往靠墙的一面贴，留出一小半的床位，还将蚊帐紧紧地往草席里塞。“保持警觉，没错的。”我默默地提醒自己。

没隔多久，听说楼上一同学果真“嘭”地一声，从上铺滚落下来。不过还好，小人经得起摔，自己从地板上爬起身，蹬着木档又爬上床去继续睡觉。

这回校长发了狠话，总务主任急忙叫来几个木匠，木匠个个积极地加班加点，没过几天，所有的上铺都装上了尺把高的床栏。

寝室在这头，教室却在那一头的小河边上，相距约莫有二三里，是一长排人字型屋顶的单面平房，平房外十几根圆木撑起一条走廊，几十米开外，有一排高高的杨柳树，一道清澈的河水就在柳树边静静地流着。每天清晨，年少的学子们顶着晨雾，沿着一条石板铺就的细长小道去操场做操，去河边上课；夜间上完晚自习，在朦胧的月色中，大伙又沿着这条小路，自然地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回到宿舍，即刻，整幢楼就像戏院般地热闹起来。

立春过后，有人还穿着小棉袄，垂柳就开始抽芽了，不久，一条条又细又长的嫩绿枝条，便在微风的吹拂下优雅地在空中飘动；夏天，柳树树枝上“知了、知了”的叫声充斥耳际，可恶地将大家弄得昏昏欲睡，老师也不得不扯着嗓子讲课；冬天，即使将一扇扇门窗关得严严实实，也不能阻挡无孔不入的西北风带来的刺骨寒气。有时，一场纷纷扬扬的飞雪，可爱地将室外空地涂成一片洁白。有人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，却不料“呲溜”一下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引来走廊上一阵大笑。

操场介于教室与男寝室之间，不知为什么会低于路面一大截，但雨后也不见有什么积水，除了一圈250米的跑道，一个长方形的沙坑，偌大的一片地面空空如也。遇到雨雪天，体育课自然不能一停了之，上课地点从室外改成室内，在教室里上“理论课”。好不容易等来下课铃声，大家喊过“老师再见”，等老师拿起讲义跨出门，我便不解地问：“老师讲点啥？”大家茫然，不知所答——该是集体走神了。

食堂又在教室的另一方向，有五六分钟的路。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张方桌，却不见一只条凳，也不像如今的餐厅那样，设长长一排供人选菜买菜的窗口，一大瓷盆的菜肴，由食堂师傅端着摆上餐桌，让轮值的学生用勺子往各人的小瓷碗里舀。就餐前，要听班长的口令，大伙才开始齐刷刷地划着饭菜。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米饭，搁在一只只低矮的粗木架子上，尽管盛，尽管吃。临近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彩色纸，用粗毛笔工整地在上面写着一首古诗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我暗自佩服：老师好有智慧，那效果真当胜过标语口号。

学校虽然简陋了些，规模也不过三四百人，但在接近食堂的女生宿舍旁边，还专门设立了一间医务室，也算是“麻雀虽小，五賍齐全”，对学生十二分地关怀了。医生请不起，便临时招了一个有资质的护士。护士姓李，三十来岁，大家都管她叫“李姨”（“姨”跟“医”谐音）。这李姨不但会包扎，也能配些常用药，还顶管用，学生有些小病小痛，都会上医务室找她。一次，我右眼突然红肿，睁着不舒服，如何听得进课？无奈之下，去一趟医务室，李姨给搽了药膏，并细心地用纱布将眼睛蒙住，贴上“井”字形的四条橡皮膏。刚跨出医务室没几步，迎面走来一个女生，用手指着：“哈——，独眼龙！”

“独眼龙”怪不好意思地坐在教室里，情绪低落。不过，好在这“独眼龙”只做了两天，第三天中午，李姨便将纱布给拆了，红肿消退，于是心情大好，下午第一节是政治课，我没等老师提问的内容讲完，便前倾着身子直直地举起了手，生怕被人抢了发言。回答挺顺利，老师说：“完全正确，OK！”下课后，同学说：“OK！不过你别忘了一个人，就是帮你摆脱低落情绪的李——姨！”

学校没法圈一个如此大的围墙，也就没有了围墙，却也不见有闲杂人等到校园里来白相，在教室门口探头张望，寝室里也没有丢失东西的记录，更不见有什么乞丐之类跑进食堂来，可怜兮兮地喊着让大家给点饭吃。

我想，学校理应有一块请什么名人书写的“杭县中学”的校牌，但没有一座正正式式的校门，已记不清挂在了什么地方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三

上世纪50年代，在我国教育辞典里还没有“中考”一词，初中生当然也没什么需要释放的压力，更不必一趟趟地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培训、补课，学得舒畅而自由，各类活动自然也多些。

有一年秋天，学校组织二、三年级学生远足，目标是杭州西湖。大家早早地吃了早饭，在大操场集中，人人左肩上挂一个挎包，包里放着食堂师傅做的菜心包子，讲究的，还在右肩上挂一只军用水壶和有“耳朵”的搪瓷茶杯。有人慌兮兮，嘀咕着：“太远了吧，脚板吃得消么？”有人豪气冲天：“路远算个啥，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！”不过，分歧归分歧，斗嘴也没用，只听得体育老师一声口令：“全体立正！向右开步——走！”长长一支队伍便齐刷刷地穿过小弄，跨过石桥，沿着砂石马路一律靠右开步走。过了祥符桥，马路变得宽阔起来，南来北往的各色车辆也明显增多，尘土飞扬。大家随着一辆辆朝东南方向驶去的汽车，途经花园岗、北大桥、沈塘桥、武林门、西大街，一直朝目标西湖方向走去。走累了，歇一会儿再走，又累了，再休息一刻。“助威队”过来喊：“坚持到底，就是胜利！”大家也跟着喊，士气大振。走啊，走啊，不停地走，马路两边开始见到店铺了，人也闹忙起来。走着走着，一路走着，忽然队伍里有人叫将起来：“西湖，西湖！”我急忙往远处望去，只见白茫茫一片，再往前走，隐约可见大湖边竖立着一根根低矮的浅绿色石柱，石柱间挂落着一条条有造型的铁链条，构成一个个漂亮的弧形，成了很有艺术感的装饰品，四周是亭台楼阁，繁茂的树丛一片金黄。哦，原来这就是西湖啊，我终于见到向往已久的西湖了！乡下的孩子嘛，第一次进城，第一次见到沿湖的各式建筑，湖面上缓缓划动的白蓬游船，远处那一围绿树、青山，能不新鲜，不激动么？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，“西湖，西湖”的喊叫声，仍萦绕在我的耳际，清晰可辨。

不想，后来大学毕业了，自己也成了杭州城里人，就住在离西湖不远的一座宫殿式大屋顶下。

        四

每逢一、三、五下午的课余时间，各年级的学生就会各自拿着不同的学习用具，匆匆奔向不同的方向——这是五花八门的学科兴趣小组活动的时段。这些全凭学生兴趣爱好，自主选择的学习组织，对主持老师来说，无疑是一种不同于课堂教学的相互竞争，因此，非得弄个知识领域独特，而又富有趣味性的主题来吸引学生，才可能将其办得红红火火，以证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。所以，一个个做得十分用心，不敢随意、懈怠。

我最想参加的是美术兴趣小组。

“你傻呀，为啥不选奥数？！”对这种另类的选择，眼下的中学生自然不以为然，甚至匪夷所思。但我们那时，只要“从吾所好”，无论主、副。我从小爱好画画，特别喜欢上美术课，对美术老师也是敬重三分，一眼相中美术兴趣小组，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，十分自然的事。

不过，起初我只知道修长、和蔼，从不斥责学生的美术老师姓柳，兼教音乐，在音乐课上弹得一手好听的钢琴，除此之外，一无所知。

柳老师在课余办了一个版画兴趣小组。当时，大多初中生还不知版画为何物，我也是应了“爱屋及乌”的谚语，才积极地申请报名的。待加入之后，才发觉这种叫做“木刻”的版画，其“行头”就非同一般：先期准备是一副形状、型号不一的刻刀，一块木质、宽和长都有讲究的木板，后期还需要滚筒、油墨、宣纸之类，还不知去哪寻找这些宝贝。再说，木刻以刀代笔，以板作画，不仅需要绘画功夫，而且还要会用一整套独特的制作方法，一道紧扣一道，道道连贯，最后才能做成一幅画作。如此复杂的成画过程，对于我等初中生来说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但我笃信“有志者，事竟成”，再难也有老师在。于是，跟柳老师学习如何运刀，如何刻版，如何拓印，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，一幅黑白分明，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木刻习作终于问世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喜欢上了赵延年、赵宗藻先生那些干净利落的黑白木刻，惊叹于借助黑与白的强烈反差，竟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。在阅览室，只要发现他俩发表的作品，我都会好一番欣赏，之后就是啧啧称赞，钦羡不已。

在懵懂了好一阵子之后，忽然发觉，原来这简陋如斯的县中也是个卧龙藏虎之地。因为我听说了兼教美术音乐的柳老师，原来是位著名的国画家、版画家，笔名柳村。

画家柳村以五常、塘栖一带农村作为创作源泉，善于以当地的果蔬特产如枇杷、柿子、梅花、竹子等景物入画。版画代表作，套色木刻《柿子熟了》，以写实和拙朴的刀法，表现农村柿子丰收，果农采摘柿子的生活场景，以新鲜柿子的桔黄色作为基调，构成严密的多层套色，铺陈丰富的色彩。他有多幅木刻入选全国版画展和《中国版画十年》画集，与其丰富多彩的国画作品一起，将绚丽的色彩，浓郁的乡土气息，“朴茂苍浑，野逸清趣”的绘画风格，糅合成画作鲜明的民族特色，好评如潮。

更让我惊叹的是，柳老师那么多的版画、国画作品，全是他在繁杂的教学工作之余完成的，选题和写生，构思与作画，很可能让老师放弃了教学之后的短暂休息，甚至理应休闲的各种节假日。其实，凭他在美术界的声望和成就，变换一个更有利于艺术创作的工作环境，似乎也不是件困难的事，但他却不弃不舍地守护着脚下这片赋予他创作灵感的美丽土地，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不谙世事的年少学子。

1956年，我从杭县中学初中毕业，毕业考各科成绩的平均分已超过保送分数线，于是，毫无悬念地被保送到一所高级中学。由是，在杭县三墩镇的这段不长的求学生活，不仅让我过得舒坦快活，还觉着有些成就感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作者：王开阳 （电子竞技博彩 中文系 退休教师）